柳怀祖：我所知道周光召的一些事

  【编者按】8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原院长、“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曾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秘书长等职的柳怀祖与周光召共事多年，对于周光召极为敬佩。2009年，值周光召80岁生日之际，柳怀祖写了下文，回忆了与光召相识30年，两人工作交往中的一些往事。本文收录于徐冠华主编的《我们所认识的光召》（科学出版社）一书中。

  20世纪60年代后期，那时我还不认识光召，就听说他是位年轻而十分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还听说当年他以极高的爱国热情请缨投入了我国和氢弹的研制工作，很让人敬佩。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他从核工业部调到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工作，我才认识他。80年代初他担任中国科学院领导后，无论我在中国科学院计划局，或是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还是在中国科学院办公厅，都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与他有了较多的接触，记忆犹新。

  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对中国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内外都有些不同意见，国内科学界几位很有影响的人更是强烈反对。1983年中央最终决定工程上马，由谷羽及国家计委的张寿、国家经委的林宗棠、北京市的张百发等负责组成的工程领导小组实施全面领导，直接向中央和国务院报告。光召作为建筑设计企业中国科学院分管此事的副院长，一直很关心、支持、帮助和配合谷羽及工程领导小组的工作。他对谷羽十分尊敬，有事常与谷羽商量。1986年中，谷羽离休后，中央决定光召兼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组长，他与工程领导小组的张寿、林宗棠、张百发等一起认真按工程既定的进度抓好每一设备的研制、生产、验收和安装，与他们三位有着很好的关系。他经常听取我和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汇报，并到现场了解情况，处理问题，确保了工程提前、不超投资、保质完成。

  1988年8月上旬，就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整体调试进入最后关头时，从北戴河传来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在中央的会议上对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甚至点名指责小平和其他支持这件事的。一时间，工程领导小组特别是光召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和领导小组及我一起商量认为，鉴于中央没有要求传达北戴河会上这位领导反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意见，所以决定不向下传达此事，以免在工程调机的关键时刻扰乱和动摇军心，同时决定工程按计划认真抓紧进行。他还嘱咐我和领导小组办公室随时注意各方面反映，又特别叮咛我不要急躁，要谨慎行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干扰工程的进行。正是他的沉着应对，确保了工程整体调试的最后关头的顺利进行。

  也算是老天不负苦心人，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小平直接关怀下，成千上万参加这个工程建设的科学技术人员、工人和干部没有辜负党中央、国务院和小平的期望，经过近1500个日日夜夜的顽强拼搏，中国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终于如期在1988年10月实现了正负电子束的对撞。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我国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仅用了4年就完成了世界领先水平的高科技设施，它标志着我国第一台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高能加速器的建成。它的建造质量是国际一流的，对撞机和谱仪的主要指标和性能参数均达到或超过了设计指标，跨入了国际先进行列。它的建设投资只有国外的几分之一，不仅是当时国内大中型项目中惟一不超投资并提前完成的工程建设项目，而且在国际加速器建设中，能这样如期建成并达到设计指标的也是极少有的。这在国际高能物理界引起了很大震动，认为：“这是中国科学发展的伟大进步，是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里程碑。”

  实现正负电子对撞后，光召立即要我向领导小组其他三位及谷羽通报，并马上起草了给小平的报告。报告经他两次修改后，急件报送给小平处。很快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去开会，研究小平和其他前往视察的有关问题。我开会回来即向光召做了汇报，他十分高兴，嘱我认真安排好视察线路和议程及安全、卫生等等各项准备工作。两天后他又亲自听取了汇报，还到现场做了检查。

  1988年10月24日，小平又到了4年前他亲自奠基的地方。这里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建筑群，地上地下安装着我国自己研制的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国内最大的加速器和探测器。小平和其他领导在工程领导小组光召、谷羽、张寿、宗棠、百发等陪同下，边走边看，十分高兴。在接待厅里，小平等听取了光召的汇报。光召汇报后，随即请小平做指示。小平即席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讲话。

  小平1979年初访问美国时，与卡特总统一起主持签署了中美两国在高能物理研究领域合作的议定书。按照协议规定，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每年轮流在中美两国召开。1986年后，光召每次都担任中方主席并亲自出席，直到1997年他离开中国科学院。因那时他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而对方主席则仅是能源部主管基础研究部门中高能方面的负责人。外事部门有些认为我方级别太高了。但光召表示，这是一个科学性很强的、又很重要的中美科学方面的合作，不能用级别高低来对待。表明他对自己个人级别不那么看重，而看重的是对我国科学发展的实际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中，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当然也涉及科学研究方面的改革。这时有些人，甚至高层的个别领导人，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和基础科学对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急于求成，并支持有关部门酝酿，向中央提出了一个对中国科学院改革方案的汇报提纲，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取消中国科学院实体，一些应用性强的研究所并入或转入工业部门去，而一些基础科学研究则转入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只保留为一个名誉性的学术机构。此消息已有所传闻，引起了科技界的一些混乱。包括光召在内的中国科学院几位主要领导听到此方案后，完全不同意这个酝酿中的改革方案。事关祖国科学的发展和中国科学院的前途，他们都十分焦虑。

  我当时不但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也是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办公室负责人。一天，当时作为副院长的光召叫我去他的办公室，说有急事。我到他办公室后，他十分严肃地把有关部门向中央提出的中国科学院的改革方案汇报提纲的事告诉了我，并问我听说了没有？我答，小道听到了一些。他说，卢嘉锡院长等几位院领导也都很着急，卢院长和他商量要找我谈一下，然后他就带我去了卢嘉锡院长那里。两位院领导问了一些对撞机工程进展情况后，接着就与我谈了那个酝酿中的中国科学院“改革方案”的汇报提纲对中国科学事业长远发展的危害性和严重性。他们强调说，事情很急了，如拿到中央讨论就复杂了。他们两位都很尊重和信任谷羽，要我尽快去向谷羽反映，请她能尽快设法向上反映中国科学院对此改革方案的强烈反对意见。我表示正打算近期去向谷羽汇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进展情况。此时，谷羽正随乔木在杭州调查研究。我第二天就飞去了杭州。

  一到驻地，我立即把光召和卢院长谈的有关部门酝酿中对中国科学院的“改革方案”之事向谷羽报告。谷羽听了也十分着急，很快设法向上反映了中国科学院的意见。此时，不少科学家听到了这个方案的传言后，也都强烈不满，引起了的关注和过问。因此，这个取消中国科学院实体的“改革方案”没能正式出台讨论。

  在海峡两岸关系上，1984年9月，光召当时以中国物理学会会长身份，处理海峡两岸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物理学（ IUPAP ）这个十分敏感而又政策性很强的问题，花费了很大精力。他在李政道教授的促进、配合和帮助下，通过李政道教授不断与台湾的沈君山教授谈判，以找出海峡两边都能接受的方案。由于时间很紧迫，北京与纽约两边又有12小时的时差，因此光召几次彻夜不眠，既要与纽约的李政道教授通电话和传真，又要与国内有关部门讨论，最终在小平亲自过问下获得了解决，这事的顺利解决也开创了两岸物理学界的交流。

  20世纪70年代早期，李政道教授开始回国访问，那时光召作为年轻学者参加了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李政道教授的活动，与李政道教授有了交往，改革开放后更是频繁接触。他俩又都是理论物理学家，有很多共同语言。30多年来李政道教授为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如建立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立博士后制度，中美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建立，萧政基金的设立等等，其中很多事都是在光召协助和配合下做成的。光召每次都是尽力协助和配合，使李政道教授的这些工作得以成功。创办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只是其中的一项。

  1986年夏，光召在瑞士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N ）访问，与李道教授相遇，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怎样让严重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的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尽快赶上去。要解决的问题和应该做的事情很多，其中最重要且马上可以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要让中国的学者能及时得到国际上基础科学研究的最新发展信息。信息不畅，激励机制不力，是当时影响国内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也是他们心中急切思考的问题。

  此时正好世界实验室（World Laboratory ）在日内瓦成立。它是为实现由世界知名科学家狄拉克（ Paul A . M . Dirac ）等提出的埃里切宣言( Erice Statement ）而成立的科学组织，受到意大利政府的资助，并得到万余名世界科学家和联合国的支持。

  “世界实验室”的宗旨是：提倡科技信息的自由交流；不论地理、政治、意识、宗教和人种的差异，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人员与发达国家的同行进行合作研究，即促进东﹣西、南﹣北的科学技术合作；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有帮助的科学、技术和医疗领域的发展研究项目，特别是支持他们参加旨在解决发展中国家特殊的问题以及科学和人文整体发展的工作。

  光召和李政道教授设想，是不是能够与他们合作，借助世界实验室的帮助，在国内组建一个学术机构，来促进中国科学界与世界科学界的交流，加快最新信息的获得，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促进基础科学研究的恢复以至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经过慎重讨论达成共识后，光召请李政道教授出面组织。于是，在光召的支持下，李政道教授正式向中国领导人建议，由中国科学院和世界实验室合作，在中国成立一个民间学术机构，名为“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 China Center of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简称 CCAST )。作为世界实验室的分支机构，受世界实验室和中国政府的双重资助。实验室的任务是在中国创造一个具有世界水平的、较宽松的、进行前沿性的基础研究，促进国内外研究机构和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和交流，鼓励中国科学家在国内做出有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光召亲自撰写了“中心”的章程，其中规定了由李政道教授任该中心的主任，而且是终身主任。还规定中心一切事务，包括副主任人选都由主任决定，以让李政道教授充分的发挥作用。光召自己则担任副主任（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英文介绍中，李政道是director ，周光召是 co - director 。在英文中， director 和 co - director 是平等的职位，但是在中文中， co - director 没有确当的相应的中文名词，只好译成副主任）。

  这项建议很快得到了世界实验室的赞同，也得到了中国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的全力支持，并经等领导人批准。

  1986年10月，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正式成立。中心是一个中外合作的民间学术组织，挂靠在中国科学院。当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国家对外汇和进口等都还有很多限制。光召就亲自一次次去外汇管理局、海关等部门沟通，使得世界实验室资助的外汇和设备顺利到位，保证了中心的顺利运转。

  “中心”成立后，许多科学研究人员和科研单位，从“中心”不断举办的高水平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上得到了国内外最新的科研信息，开阔了眼界，促进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也推进了国内有关领域的科学研究。

  1986年“中心”成立时，国内大学和研究所的计算机设备很不理想，大容量的高速计算机被西方禁运，研究工作受到很大限制。光召与李政道教授研究后，李政道教授与世界实验室协商，1988年由世界实验室出资订购了DEC公司当时新推出的VAX 8550机及其附属设备。“中心”无偿地向全国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人员开放，受到了广大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的欢迎，对国内各科研单位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国内科研人员收入很低，经济很难，很难安心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不少人都想出国工作，这对当时已经十分落后的中国基础科研十分不利。光召与李政道教授商量，设法从世界实验室提供给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资助中，在有限的范围里，局部解决一些问题。于是就对那些在相关学术领域里有成就而又留在国内工作的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些经济上资助，从而大大改善了一些有成就的国内中青年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后来，这些人中有人回忆说，当年他们“脱贫”靠的就是来自“中心”的资助，家里的电冰箱、洗衣机等设备都是依靠“中心”的资助添置的，他们家庭的生活水平有显著的提高，使他们更安心在国内认线年夏，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使得中国对外学术交流遇到了极大阻力。同时，海外一些别有用心的宣传，使我国在国外工作、学习的一些学者、研究生不明真相，对回国工作或访问有顾虑。面对这一特殊情势，光召和李政道教授认为一定要采取相应措施，通过邀请海外的中国学者，特别是其中年轻有成就的学者回国进行学术交流或短期工作，这样既可以澄清那些欺骗性的宣传，也能够继续国际学术交流，减少对国内基础科学研究的影响。

  在光召的支持和协助下，李政道教授向中央提出了实施“海外青年学者归国访问计划”的建议，邀请中国在海外学有成就的青年学者回国，进行几个星期的学术访问，确保他们来去自由。请他们将国外最新的科技发展和他们本人的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并与国内同行进行学术研讨，直接帮助国内研究生和博士后以及有关学者了解国际前沿研究工作的情况，使国内的研究人员仍可以及时获得国外科学前沿发展的信息，保持了国际学术交流。同时这些海外学者回国访问，了解到了国内的真实情况，返回到国外后再把亲身见闻告诉那里的同事、朋友，大大消除了当时国外对国内情况的种种误解。此时，光召又亲自与边防等部门沟通，确保了回国交流学者的来去自由。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海外青年学者归国访问计划”的实施，无论对祖国的科技发展还是在国外的形象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海峡两岸刚刚有些来往，但仅限于无任何官方身份的人员交往。在李政道教授和光召的努力下，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吴大猷先生于1992年5月17日在李政道教授和夫人陪同下，从台北经香港来北京访问。这是当时台湾来大陆访问的在任最高级领导人，也是吴老时隔46年后第一次重返祖国大陆。由于当时他是海峡对岸来访者职务最高的人，十分敏感，备受两岸领导的重视和媒体的关注。

  作为接待方，在吴老来京前，光召亲自对日程及接待工作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还亲自选定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内部宾馆达园作为吴老在京的下榻处，那里十分清静。又帮我向中央党校请假，专门负责吴老的接待工作，并要我全程陪同。他向我特别交待此事的重要性，反复说这是政策性很强的事，绝对不可以大意。我了解到吴老不仅是台方来访的第一位在任高级领导，还是一位患病的87岁老人，更感到压力很大生怕有闪失。那天光召亲往机场迎接。在机舱口，光召上前与坐在轮椅上的吴老紧握双手，这是两岸科学界最高级领导人的第一次握手。吴老的北京之行李政道教授花了很大精力，才使台湾最高当局同意他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超导超级对撞机的物理实验和技术研讨会”。李政道教授夫妇也在达园下榻，亲自照料他的恩师的起居，无微不至，十分周到。

  那段时间，光召几乎每天都与我通电话，了解吴老身体等情况，安排吴老活动。吴老不但认真参加了研讨会，还与与会的科学家进行了讨论。会议期间他还特地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亲眼见到了祖国大陆科学技术人员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科技和工业力量，在短短4年里建成了这样一个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科技设备，兴奋不已，感慨万分。他对比了台湾的同步辐射装置主要靠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后说：“大陆在高能物理方面已取得了世界水准的成就，太了不起了。”他还坦诚地讲：台湾没有这方面的科学人才，所以只能靠买。

  在京期间，吴老参加了李政道教授和光召积极组织推动的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物理学家联谊会”，有300位中国物理学家参加了会议。这是中国物理学界空前的盛会，中国物理学的几代学者共聚一堂，共庆中国科学的繁荣昌盛。

  由于吴老当时是台湾来大陆职别最高级的官员，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海峡两边的媒体尤其注意，不少记者从台湾赶来，对吴老紧紧跟从。光召特别担心交通安全，多次嘱我要关照司机注意车距和速度，不要太快。

  吴老回台后，在医院里还一再努力，最终促成谈家桢、吴阶平、赵忠尧、邹承鲁、汤佩松、黄汲清、张存浩、李林等大陆第一批科学家顺利访台，开创了两岸科技界的交流。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与光召相识，至今已过去了30年，我与他工作交往中的一些事仍历历在目。